1946年(民國35年)2月上旬台灣省辦理公民宣誓登記及公職候選人聲請檢覆，這是台灣省建立各級民意機關的前奏。根據「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1945年12月26日公布），各級民意機關建立的程序，是先成立村里民大會，由村里民大會選舉縣市議員，成立縣市參議會，再由縣市參議會選舉省參議會，成立省參議會。在村里民大會成立之前，先行舉辦公職候選人檢覆，結果，聲請公職候選人檢覆，並經初複審程序通過者，多達36,968人。經過公民宣誓登記及公職候選人檢定後，各縣市的區鄉鎮及縣轄市的民意代表，便於2、3月陸續選舉產生，投票方法採無記名單記法，全省共選出區鄉鎮市民代表7,078人。緊接著，又由各鄉鎮區民代表及職業團體（各級農業會為主）於3、4月間選出各縣市參議員，名額共計523名。4月15日，進一步選舉省參議員。省參議員應選名額僅30名，而全省申請參選的候選人，竟達1180人之多。其中，以台南縣(日據時代的台南州﹐包括今天的雲嘉南三縣)來看，應選名額僅4名，而候選人多達481人。這1180名候選人﹐是投票選舉人─523名縣市參議員─的2.26倍。這個龐大的數字﹐如此激烈競選的盛況，恐怕是人類選舉史上的罕見特例。於此可以想見戰後當時「有知識者都不約而同地想走進政治的窄門」(吳濁流語)，也可以了解，戰後初期許多社會菁英對於新的時代充滿著抱負與期待。

台灣省參議會於1946年5月1日成立﹐當天下午舉行大會﹐並選舉正副議長。當時﹐有意問鼎議長職位的有兩人﹐一為在日據時代領導台灣議會運動的林獻堂﹔另一人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人士黃朝琴。以林獻堂數十年在台灣社會的聲望與資歷﹐以及在日據時代從事民族運動､議會運動付出的心力﹐要擔任議長﹐不僅理所當然﹐亦非難事。然而﹐當局卻透過丘念台幕後協調﹐「勸止獻老勿競選省[參]議會議長﹐推讓與後進少壯黃朝琴君」(丘念台語)。黃朝琴終於當上議長﹐副議長也是由「半山」人士李萬居出任。參議會的秘書長﹐也是派「半山」人士連震東(連戰的父親)擔任。所謂「半山」﹐是當時台灣民間針對那批去過中國大陸投效中國政府回來的台籍人士的稱謂。新來的「祖國」政府﹐儘管讓台灣人選舉民意代表﹐但是議長､副議長﹐及秘書長人選﹐還是由到過中國､投效國民政府的人來擔任﹐顯然比較放心。

再說﹐儘管此時的民意代表的選舉悉數民選﹐比起日據時代半數官派顯然進步。但是﹐實際上省參議會並沒有什麼實權﹐省參議會只是一個諮詢機關﹐不是一個議決機關預算的審核﹐只能對支出部份審核﹐歲入部份就不能審核﹐也不可能議決政策。所以開放台灣人參選﹐卻不給予應有的政治權力﹐實則只是一種安撫作用而已。不過﹐當時的省參議員﹐都是富有社會聲望的地方士紳﹐其中不乏敢言直諫的諤諤之士﹐他們在參議會中的發言﹐多能切中時弊﹐反應當時的政治現況。例如﹐曾經轟動社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王添燈和林日高兩位參議員聯名提出追究「資源委員會」接收台糖公司十五萬噸白糖的下落，和財政處專賣局、貿易局的貪污案。根據王添燈和林日高揭露，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讓「資源委員會」（成立於1932年11月，直屬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將台糖公司由日本官方和民間製糖會社所接收過來的15萬噸白糖，無償地轉變給貿易局，運到上海出售，售款則存在「貿易局上海辦事處」名下，實則為四大家族（孔祥熙、宋子文、蔣介石、陳果夫、陳立夫）與陳儀等分贓殆盡，致使島內糖價暴漲。當時上海出售的台糖每斤130元，台灣卻是每斤170元，相差40元，乘以15萬噸，僅台灣糖一項，台灣人民就被奪去120億台幣。而且這項舞弊，使得台糖公司缺乏再生產資金，不得不向台灣銀行貸款40億台幣。這場質詢中，最為人們所樂道的是王添燈對陳儀所指責的一段話：「陳儀長官很關懷台灣同胞，開口閉口台灣同胞！對長官的關懷，台灣同胞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些接收大員不是關心台灣同胞，他們關心的是台灣糖胞。…」王添燈和林日高又揭露貿易局和專賣局兩位局長吞沒數千萬元台幣的接收物，王添燈針對專賣局長任維鈞吞沒鴉片70公斤，私運香港變賣一事，質問任說：「你知不知道專賣局報銷70公斤鴉片這件事？」任回答說：「聽說是給白蟻吃掉了！」任的回答引起旁聽民眾哄堂大笑，王添燈緊追不捨的說：「既然是給白蟻吃掉的，那麼我提議請幾個權威的科學家和醫生來試驗，看看白蟻會吃鴉片否？」 事後證明，鴉片是被民間所稱謂的「大官虎」吃掉的，不是被白蟻吃掉。

今天我們翻閱當年他們開會的發言記錄﹐必可發現那是了解當時台灣政治社會的珍貴史料。然而﹐吾人又不免懷疑﹐以中國過去的政治文化､官場風氣﹐豈真容許這些台灣精英有自由說話的空間嗎？答案終於在不久的二二八事件之後揭曉了。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省參議會中有多人遭受整肅：王添燈､林連宗､林日高等人遇害﹐郭國基､馬有岳､顏欽賢､洪約白､韓石泉等人遭逮捕或通緝。甚至連黃朝琴都險遭不測。在省參議會中直言不諱的諤諤之士﹐如王添燈､林日高﹐都遭遇悲慘的下場。

事件後﹐省參議員大多意興闌珊﹐誠如當時的省參議員韓石泉在回憶錄中所說的﹐事件後省參議員「大都意志消沈﹐噤不作聲﹐與第一次大會情形比較恍如隔世」。 4年多後﹐第一屆臨時省議員選舉(1951年11月)﹐應選名額增加為55名﹐但是候選人卻只剩下140人參選﹐比起省參議會當初的選舉─應選名額僅30名﹐候選人多達1180人─的熱潮﹐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語。

基本參考資料：
鄭梓﹐《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台灣省參議會史研究》﹐1985﹐台中﹐著者印行。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1985﹐台北﹐自立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