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媒體引用這些調查，不禁懷疑，就算媒體工作者沒唸過研究所，大部分也該唸過大學。大學課程裡應該有基本的研究調查方法吧！雖然大學生最喜歡翹這類課程（好像跟未來的實務操作無關），但重新買一本書來翻翻並不難，或由報社開個課請學者來講「研究調查的陷阱」也不必花多少錢。到底媒體工作者是不懂得質疑，還是為了閱報率必須跟著發新聞稿的單位起舞？
最有趣的是一些「人力銀行」做的網路問卷。這些市佔率低的網路公司，為了打知名度，發佈一些聳動、暗示台灣失業問題嚴重的民調，最能投主流媒體所好。但仔細搜尋網路問卷的研究方法，發現樣本竟然來自人力銀行的求職資料庫。對工作滿意的人不太會去人力銀行登錄資料吧！針對求職者做的調查，當然會得出台灣社會哀鴻遍野、人心異動的結果。這種中學生程度的調查，也能佔據媒體巨大版面，不知是無知還是另有圖謀。
一些憂鬱症調查同樣被過度放大。譬如說，一些心理健康基金會常發佈憂鬱症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方法上並沒有大問題，但仔細看，這些調查只是很基本的篩檢，所用的研究工具被為了找出「高危險群」而設計，並不代表這些人就有憂鬱症。如果去年高危險群佔30%，今年佔35%，我們可推論憂鬱症盛行率增加，但不代表台灣有35%憂鬱症人口。且這些調查結果會設定年齡層，比如有些數據可能適用於16-64歲的人民，但媒體總是以2300萬人口乘上高危險群比例，就說台灣有幾百萬人得到憂鬱症，這些數據都嚴重偏離事實。
同時，媒體也很愛「推論的推論」。比如說，某基金會也許從調查結果推論「有40%人民抗壓性差」，或許解讀的醫師會加上一句「抗壓性差的人容易自殺」，到媒體手中就變成「台灣有800萬人遭受壓力後可能會自殺」。
醫師說話時，所想的可能是「抗壓性好的人有0.1%會自殺，抗壓性差的人有1%會自殺，『勝算比』10倍，夠顯著了」之類的學術知識，經過媒體不求甚解的擴大，跟事實真相可能就有100倍的差距。
所以，當媒體報導「台灣人不快樂」時，我們要先弄清楚：媒體怎麼「定義」快樂？媒體怎麼「測量」快樂？媒體調查了誰？受訪者看到問卷後腦海中所想像的快樂跟施測者想的相近嗎？媒體調查的是「主觀」或「客觀」的快樂？心理學界有國際公認使用的「快樂量表」，世界各國紛紛採用以進行跨國性的研究，但台灣媒體卻寧可相信用一兩題就得出結論的草率研究。
我很想弄出一份「長期住院精神病人比台北中產階級還快樂」的研究報告，相信我，這絕對弄得出來，還可讓媒體大肆宣揚。如果我們要弄出一份「上海人比台灣人快樂」的研究，只需設計一下題目，就可大做文章。上海人平均生活品質仍低於台灣，但由於經濟成長率高，常享受進步的喜悅，在快樂研究裡，原本就會有較客觀生活品質還高的滿意度。問題是，你要做台北月入三萬台幣、升遷無望、但物質充裕的小業務，還是做上海月薪一千人民幣，沒辦法出國旅遊，但看來希望無窮的新興市民階級？這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有各自的生活目標與價值觀，但哪種生活快樂，不是一兩句話能問得出來。學術界的快樂研究，往往長達三、四十題，還是受到許多質疑。問幾句話就得出結果的快樂調查，還是當個參考就好吧。
最近又有個網路民調說，台灣有超過10%的網民玩過3P。你相信嗎？唉，這些為了上媒體而做的民調，還是當作茶餘飯後的娛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