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李喬在談到<二二八在台灣人精神史的意義>時說:「台灣人經二二八的洗禮﹐心痛惶惑之餘﹐精神領域中的『文化祖國』虛位化了﹐卻可能『創造』自己的文化認同﹔台灣人對於『國家』產生根本的迷惑了﹐然而卻也深化確定了『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進而凝成動力─建造屬於自己的國家。」經過二二八事件「洗禮」的台灣人﹐是否真如李喬所說的已經凝成建造自己國家的動力﹐或有不同的解釋﹐不過﹐二二八事件之後﹐確實在海外展開了台灣獨立運動。 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整肅,許多劫後餘生的知識份子亡命海外。這些亡命海外的知識份子,在國家的追尋上,分成兩個路線發展:有的人開始尋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先後在日本、美歐組成台灣獨立運動的團体;另外有少部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如謝雪紅),則投入中國大陸,並於1949之後,加入紅色中國的陣營。當然後者人數不多﹐且大多在文革中遭整肅﹐對台灣內部夠不成影響。至於前者﹐隨著海外留學生的激增﹐而有相當持續的發展﹐最後與80年代台灣內部的民主運動互相呼應匯流﹐對台灣的政治演變﹐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
被稱為「海外台獨運動初期最著名的領導者」的廖文毅,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因遭通緝而亡命香港,1947年(民國36年)9月﹐他在香港九龍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當時的主張是﹐台灣先暫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之下﹐由聯合國託管﹐再由公民投票決定台灣該隸屬中國﹐或獨立。後來由於在香港活動不易﹐1950年2月廖文毅等人轉移到日本東京﹐並於1951年糾合吳振南等人在京都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標舉台灣獨立的旗幟。1955年9月和次年2月28日又先後在東京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從1959年到1961年之間﹐廖文毅數度赴瑞士、香港、菲律賓、美國等地﹐進行政治宣傳活動。他希望透過美國、日本的外交力量來支持台灣的獨立。但是由於廖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創立之時﹐正值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國際地位已經穩固﹐美日兩國均未便公開支持。
不過許多看破國民黨政權而流落海外的知識分子﹐紛紛投入廖的陣營中。他們當中﹐有部份人遭國民黨海外特務綁架強擄送回台灣處死。例如曾經協助印尼獨立的陳智雄﹐被派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東南亞巡迴大使﹐他於1959年在東京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強擄送回台灣﹐那真是台灣版的「孫文倫敦蒙難記」﹐可惜他沒有孫文幸運。陳智雄後來於1962年被槍決。國民黨曾開出承諾他出任省府參議的條件利誘他﹐要他放棄台獨﹐否則以槍斃威脅﹐陳智雄不受利誘﹐選擇了後者。他被槍決前﹐大喊「台灣獨立萬歲!」這是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為台灣獨立運動犧牲的烈士。
60年代以後﹐在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逐漸分歧發展﹐1960年的2月28日,王育德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許多當時的台灣留學生﹐如黃有仁(昭堂)、許世楷、金美齡等紛紛投入。後來辜寬敏應邀參加﹐並於1965年將之改組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原初與廖文毅攜手的醫師吳振南﹐於1963年另組「台灣獨立評議會」﹔其他﹐還有左翼的團體如郭幸裕的「台灣建國委員會」、朱世紀的「台灣文化會」﹐史明則結合幾個團体於1967年4月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次年解散﹐再創「獨立台灣會」。
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接受國民黨的遊說﹐放棄在日本的台獨運動﹐回到台灣。國民黨當局遊說他的條件是﹐如果他放棄台獨回來﹐不僅可以發還被查封的上億財產﹐可以與他闊別18年、雙目已經失明的老母相見﹐而且還會替他安排相當的地位﹔如果不願接受的話﹐就要將他刻正關在獄中已被判死刑的姪兒廖史豪﹐以及部下黃紀男立刻槍決﹐另外被判處徒刑12年的大嫂蔡繡鸞也不得出獄。
廖文毅返台後﹐在日本的台獨運動由郭泰成、林台元、廖明耀、辜寬敏等人繼續行動。但是1972年10月﹐廖明耀、簡文介、施清香等人返台﹔72年春﹐又有邱永漢、辜寬敏相繼回來。台獨的大本營逐漸從日本轉移到美國。 台灣獨立運動隨著留學生的激增而擴展到美國、加拿大及歐洲。許多團体相繼出現,如「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在加(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等。進入70年代,分布在日本、美國、歐洲地區的部分台獨組織聯合組成全球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總部設於美國)。1979台美斷交後,又有許多其他組織出現,這些團体組織,在海外發行刊物,鼓吹台灣獨立。並建立國際關係。
二二八事件之後在海外興起的台灣獨立運動,出現多種不同解釋的「台灣民族論」,不過他們的共同點是,有明顯對「在台大陸人」(俗稱「外省人」)的排斥,而獨立的對象,也以在台的國民黨政府為目標。1970年代中葉,獨立運動陣營開始接受「在台大陸系人」,而產生新的觀念,認為「不管出生何地,不管何時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黃昭堂將這種台灣人觀念命名為「無差別認同論」。
海外台獨運動的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誠如政論家司馬文武說的:「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但是這群知識份子﹐全是被國民黨政權禁絕在外不得返鄉(除非被綁架回來)的「黑名單」。國民黨透過媒體、教育﹐辱罵他們「叛亂」「暴徒」「漢奸」「別有用心」「共匪的同路人」…。不過歷史真是弔詭﹐當年罵人「共匪同路人」的人﹐如今卻與中共當局隔海唱和「一個中國」的論調﹐而且叫人家「不要刺激中共」。
基本參考資料: 李喬﹐《二二八在台灣人精神史的意義》﹐1999﹐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1992﹐台北﹐自立報系。 宋重陽﹐《台灣獨立運動私記》﹐1996﹐台北﹐前衛出版社。 李筱峰﹐<自我放逐的「大統領」─廖文毅>﹐收錄於張炎憲等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1冊﹐1987﹐台北﹐自立晚報。 黃昭堂,<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收錄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教授專刊2,1994,台北,前衛出版社。 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1998﹐台北﹐前衛出版社。 Glaude Geoffroy﹐《台灣獨立運動》﹐1997﹐台北﹐前衛出版社﹐ 李世傑﹐《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1988﹐自由時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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